金子强
金子强
金子强教授出生于云南昆明，硕士生导师，祖籍海城，祖父时由北京迁至江西，父辈时由江西迁至云南。1978年9月，他由工厂的一名职工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毕业留云南大学任教至今。曾任云南大学马列部主任，主管教学工作，现任马列部正处级调研员。
他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中国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社会思想史、云南饮食文化等八门课，对于教学，他好之且乐之。
迄今为止，他主编、参著或合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国革命史论》、《现代旅游美学》、《云南名食文化》、《转型季风》、《文化气息中的审美与社会》等专著，逾100余万字，他也发表过有关政治学、教育学等论文20余篇，短文100余篇。
1993年至今，金教授利用业余时间策划、主持云南大学校园文化大型系列讲座——《东陆讲坛》，每学期约14讲左右，已经坚持了14年，形成校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另外，经金老师策划的校园演讲录已公开出版5本。同时，从1994年开始，以策划者、组织者、主持者的身份，金教授参与了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市图书馆主办的免费公益讲座，让校园文化迈出院墙，走向社会。《春秋十讲》至今已有100多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由此，在1998年度，它荣获社区“精神文明奖”。
与听众相忘于江湖
在云大，提到金子强教授，大家就会想到座无虚席的东陆讲坛和他见多识广、幽默诙谐的“名嘴”风采。
“东陆讲坛”的名字由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衍引而来。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风雨雨的云南大学，不仅有会泽院、贡院、银杏苑等风华物貌，还有王国维、熊庆来、华罗庚等一批大师级的专家人物，更有十年风雨沧桑所凝聚的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而“东陆讲坛”正是应这种浓厚的文化积淀而诞生的。
金子强教授作为“东陆讲坛”的策划者和主讲人，他始终坚持着这样的理想：大学的特征是大图书馆、大操场、大讲座、小沙龙。讲座是高校的一道文化风景，在高校创办讲坛，就是要让他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形成高校文化氛围。
在“东陆”成长的过程中，曾遭遇了很多挫折。关于场地，“东陆讲坛”曾在北学楼阶梯教室待过，在至公堂待过，在科学馆待过，最终才落脚文津楼。关于主讲者，市场经济大潮下，人心浮躁。难能可贵的是，在今天这个全民追逐物质利益的时代，仍然有这样一些不计报酬、以学术传播为己任，为同学提供免费讲座，秉承人文关怀的学者，实属不易。而金教授作为“东陆讲坛”的创办者，始终怀揣自己的理想，呕心沥血，奔走操劳，让大学生除了学好专业知识外，能够分享各行业领军人物的成功之处，扩大他们的知识层面，同时营造大学校园的学术氛围，以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金教授感慨地说：“要坚持一年不那么容易，要坚持五年尤其不容易，要坚持十年更加不容易。”
金子强教授所策划的“东陆讲坛”自始至终反映出了他对于讲坛的理解，东陆讲坛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平台，它涉及到文化、观念、教育、社会、法律等各个方面，这里有不同观点的碰撞，它总能让人有所收获，诚如金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所说：“听进去了使你有所收获，没听进去，也是你的收获，因为你在思考。”
在不同的时间，金教授为听众所讲的专题都不一样。历年来，他讲过《大学学习论》、《人体交往与体态语言》、《情·爱·恋与青年》、《饮食与养生文化》、《历史名城说昆明》、《中国百年历史大趋势》等精彩纷呈的题目。当笔者问及金教授这些题目之间的关系时，才知道他在开每一个讲题前，都是作了透彻的研究的。这些题目毫无例外都是他某一阶段研究的成果。例如讲到学习论的时候，金教授看了不少于50本书，从《论语》到《孟子》，从《红楼梦》到《三国演义》，从《鲁迅杂文》到《激流三部曲》，台上的2小时，可能台下是2年的积累和思索。所以当笔者又问到有人说讲座是一种快餐文化时，金教授露出愤慨的神情，他严肃地说：“讲座怎么可能是快餐，什么是快餐？快餐是营养不够的，只限于充饥的消费，而讲座是一种文化的冲击，无论在内容组构、语言表达、思想积累、文化冲击、观点濡染上都称得上是大餐，谁要把大餐当快餐，谁就是愚蠢的。”
昆明这座城市历史悠久，同样，昆明讲坛历史也跑在国内其他城市的前面。早在民国时代，大型演讲集会已经司空见惯，名人学士慷慨成词，激情飞扬，闻一多的演讲更是感动了多少人的热肠。1993年，在金教授的费心筹划下，《东陆讲坛》开始成为云大学子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下，当人们从电视上听《百家讲坛》如醉如痴的时候，有很多昆明人对自己城市举办的各个讲坛仍然流连忘返。百家讲坛在金教授的眼中，有很多优点。他认为《百家讲坛》通过现代传媒的手段，让更多人了解了讲座，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主讲的人是大家；二是大题材；三是制作精美。但是他也认为《百家讲坛〉有些地方有待改进，一是题材陈旧，和现实联系不是很大；二是容量小，一场传统讲座可以够《百家讲坛》制作10集了。谈到《百家讲坛》，金教授说，他非常遗憾，因为昆明的媒体非常麻木，非常迟钝，对这种讲坛文化视而不见，甚至缺乏文化良心。
不能选择生活，但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
金子强这一代人对于“文革”这个字眼，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金教授说“我刚刚成年就跨入了文革，我刚刚思考就进入了大学。”对于亲身经历过这场浩劫的金教授而言，文革，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金教授对文革持否定态度，但他却认为文革有一个好处是不能否认的：他把一切都推倒了极端，因此促进了改革的到来。1968—1978，整整十年，金教授在昆明冶炼厂作了十年的冶炼工人。回忆起那段经历，金子强教授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无法选择生活，但他可以选择怎样去生活。做什么并不重要，好好地做才重要。”正是因为持有这样的想法，金子强教授成为当年厂中的一位好工人。炼钢厂干得是一种重体力的活，半夜就要起来上工，可金教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却从不叫苦叫累。他们这一代人，比起我们这一代来更能吃苦。
谈到他那一代人，金教授认为，他们是集体主义的。他认为太强调集体精神和太强调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偏颇。而恰恰是他们这一代人能让二者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在集体主义中强调个人。金教授同时认为他们也是持有理想主义信念的。人不能没有信念，但理想主义并不是空想，需要脚踏实地地去做事，一步一步步地把事情做好。1978年金教授考入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在70年代，在历史书籍相当匮乏的情况下，选择历史纯属是一种个人情趣，就这样，金教授以较高的分数考入了云南大学。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金教授，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也充分明白读书的重要。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金子强对知识的汲取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天天泡在图书馆，有时熄灯了还要在路灯下孜孜不倦地读书，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不同于我们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土生土长的昆明人
金子强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对昆明的理解不但感性也很理性。昆明的阳光，风土人情更多地给予他一份静思的时空。他认为昆明人的个性不像山东人那样豪迈，上海人那样精明，更多的是一份平和与温暖，也就更能用宁静的心态和充裕的时间去辨别是非真伪。这种平和的性格造就了昆明人过于与世无争的性格，显得平和过度，竞争进取精神不足。从明代开始，边远的昆明人才逐渐随着汉族的大量进入出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现象。最初的昆明土著多为少数民族，当汉族到来时，他们用自己宽容、纯朴的包容心，接纳了汉族，并与汉族在文化、经济、联姻等方面不断融合，一代代昆明人也受此文化的熏陶，具有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包容度，所有外来的东西，昆明人都能很宽容地接受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由于历史地原因，昆明人的“小城”、“家乡宝”心态非常突出。金子强教授认为：只有打破狭小地域的界限，将昆明小城扩大成为一个“大城”，昆明人的小城意识才可能突破，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昆明不能再为“小城故事”的浪漫而陶醉。
文：戚向一
金子强教授出生于云南昆明，硕士生导师，祖籍海城，祖父时由北京迁至江西，父辈时由江西迁至云南。1978年9月，他由工厂的一名职工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毕业留云南大学任教至今。曾任云南大学马列部主任，主管教学工作，现任马列部正处级调研员。
他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中国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社会思想史、云南饮食文化等八门课，对于教学，他好之且乐之。
迄今为止，他主编、参著或合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国革命史论》、《现代旅游美学》、《云南名食文化》、《转型季风》、《文化气息中的审美与社会》等专著，逾100余万字，他也发表过有关政治学、教育学等论文20余篇，短文100余篇。
1993年至今，金教授利用业余时间策划、主持云南大学校园文化大型系列讲座——《东陆讲坛》，每学期约14讲左右，已经坚持了14年，形成校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另外，经金老师策划的校园演讲录已公开出版5本。同时，从1994年开始，以策划者、组织者、主持者的身份，金教授参与了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市图书馆主办的免费公益讲座，让校园文化迈出院墙，走向社会。《春秋十讲》至今已有100多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由此，在1998年度，它荣获社区“精神文明奖”。
与听众相忘于江湖
在云大，提到金子强教授，大家就会想到座无虚席的东陆讲坛和他见多识广、幽默诙谐的“名嘴”风采。
“东陆讲坛”的名字由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衍引而来。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风雨雨的云南大学，不仅有会泽院、贡院、银杏苑等风华物貌，还有王国维、熊庆来、华罗庚等一批大师级的专家人物，更有十年风雨沧桑所凝聚的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而“东陆讲坛”正是应这种浓厚的文化积淀而诞生的。
金子强教授作为“东陆讲坛”的策划者和主讲人，他始终坚持着这样的理想：大学的特征是大图书馆、大操场、大讲座、小沙龙。讲座是高校的一道文化风景，在高校创办讲坛，就是要让他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形成高校文化氛围。
在“东陆”成长的过程中，曾遭遇了很多挫折。关于场地，“东陆讲坛”曾在北学楼阶梯教室待过，在至公堂待过，在科学馆待过，最终才落脚文津楼。关于主讲者，市场经济大潮下，人心浮躁。难能可贵的是，在今天这个全民追逐物质利益的时代，仍然有这样一些不计报酬、以学术传播为己任，为同学提供免费讲座，秉承人文关怀的学者，实属不易。而金教授作为“东陆讲坛”的创办者，始终怀揣自己的理想，呕心沥血，奔走操劳，让大学生除了学好专业知识外，能够分享各行业领军人物的成功之处，扩大他们的知识层面，同时营造大学校园的学术氛围，以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金教授感慨地说：“要坚持一年不那么容易，要坚持五年尤其不容易，要坚持十年更加不容易。”
金子强教授所策划的“东陆讲坛”自始至终反映出了他对于讲坛的理解，东陆讲坛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平台，它涉及到文化、观念、教育、社会、法律等各个方面，这里有不同观点的碰撞，它总能让人有所收获，诚如金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所说：“听进去了使你有所收获，没听进去，也是你的收获，因为你在思考。”
在不同的时间，金教授为听众所讲的专题都不一样。历年来，他讲过《大学学习论》、《人体交往与体态语言》、《情·爱·恋与青年》、《饮食与养生文化》、《历史名城说昆明》、《中国百年历史大趋势》等精彩纷呈的题目。当笔者问及金教授这些题目之间的关系时，才知道他在开每一个讲题前，都是作了透彻的研究的。这些题目毫无例外都是他某一阶段研究的成果。例如讲到学习论的时候，金教授看了不少于50本书，从《论语》到《孟子》，从《红楼梦》到《三国演义》，从《鲁迅杂文》到《激流三部曲》，台上的2小时，可能台下是2年的积累和思索。所以当笔者又问到有人说讲座是一种快餐文化时，金教授露出愤慨的神情，他严肃地说：“讲座怎么可能是快餐，什么是快餐？快餐是营养不够的，只限于充饥的消费，而讲座是一种文化的冲击，无论在内容组构、语言表达、思想积累、文化冲击、观点濡染上都称得上是大餐，谁要把大餐当快餐，谁就是愚蠢的。”
昆明这座城市历史悠久，同样，昆明讲坛历史也跑在国内其他城市的前面。早在民国时代，大型演讲集会已经司空见惯，名人学士慷慨成词，激情飞扬，闻一多的演讲更是感动了多少人的热肠。1993年，在金教授的费心筹划下，《东陆讲坛》开始成为云大学子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下，当人们从电视上听《百家讲坛》如醉如痴的时候，有很多昆明人对自己城市举办的各个讲坛仍然流连忘返。百家讲坛在金教授的眼中，有很多优点。他认为《百家讲坛》通过现代传媒的手段，让更多人了解了讲座，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主讲的人是大家；二是大题材；三是制作精美。但是他也认为《百家讲坛〉有些地方有待改进，一是题材陈旧，和现实联系不是很大；二是容量小，一场传统讲座可以够《百家讲坛》制作10集了。谈到《百家讲坛》，金教授说，他非常遗憾，因为昆明的媒体非常麻木，非常迟钝，对这种讲坛文化视而不见，甚至缺乏文化良心。
不能选择生活，但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
金子强这一代人对于“文革”这个字眼，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金教授说“我刚刚成年就跨入了文革，我刚刚思考就进入了大学。”对于亲身经历过这场浩劫的金教授而言，文革，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金教授对文革持否定态度，但他却认为文革有一个好处是不能否认的：他把一切都推倒了极端，因此促进了改革的到来。1968—1978，整整十年，金教授在昆明冶炼厂作了十年的冶炼工人。回忆起那段经历，金子强教授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无法选择生活，但他可以选择怎样去生活。做什么并不重要，好好地做才重要。”正是因为持有这样的想法，金子强教授成为当年厂中的一位好工人。炼钢厂干得是一种重体力的活，半夜就要起来上工，可金教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却从不叫苦叫累。他们这一代人，比起我们这一代来更能吃苦。
谈到他那一代人，金教授认为，他们是集体主义的。他认为太强调集体精神和太强调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偏颇。而恰恰是他们这一代人能让二者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在集体主义中强调个人。金教授同时认为他们也是持有理想主义信念的。人不能没有信念，但理想主义并不是空想，需要脚踏实地地去做事，一步一步步地把事情做好。1978年金教授考入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在70年代，在历史书籍相当匮乏的情况下，选择历史纯属是一种个人情趣，就这样，金教授以较高的分数考入了云南大学。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金教授，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也充分明白读书的重要。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金子强对知识的汲取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天天泡在图书馆，有时熄灯了还要在路灯下孜孜不倦地读书，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不同于我们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土生土长的昆明人
金子强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对昆明的理解不但感性也很理性。昆明的阳光，风土人情更多地给予他一份静思的时空。他认为昆明人的个性不像山东人那样豪迈，上海人那样精明，更多的是一份平和与温暖，也就更能用宁静的心态和充裕的时间去辨别是非真伪。这种平和的性格造就了昆明人过于与世无争的性格，显得平和过度，竞争进取精神不足。从明代开始，边远的昆明人才逐渐随着汉族的大量进入出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现象。最初的昆明土著多为少数民族，当汉族到来时，他们用自己宽容、纯朴的包容心，接纳了汉族，并与汉族在文化、经济、联姻等方面不断融合，一代代昆明人也受此文化的熏陶，具有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包容度，所有外来的东西，昆明人都能很宽容地接受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由于历史地原因，昆明人的“小城”、“家乡宝”心态非常突出。金子强教授认为：只有打破狭小地域的界限，将昆明小城扩大成为一个“大城”，昆明人的小城意识才可能突破，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昆明不能再为“小城故事”的浪漫而陶醉。
文：戚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