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外祖父在一次乡试中考上了拔贡。其父费韫公费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即提倡新学，在吴江县城开办了一所中学。其母亲杨纫兰在当地开办蒙养院。这些在清末民初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费孝通四岁进入这所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六岁入吴江县第一小学。1920年费家从吴江搬到苏州，他就读于振华女校，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8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改学社会学。1930年由东吴大学转学到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燕京大学1922年设立社会学系，其课堂上讲授的内容都是外国的东西，理论是外国的，教材是外国的，连课堂用语也是外国的，在课堂上很少讲到中国的社会。费孝通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时候，刚好赶上一股学术新风气的兴起。他有幸见证吴文藻初次在讲台上用中国话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课程，这一课程对费孝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他快毕业的那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派克到燕京大学讲学，派克讲授了怎样在都市进行实地调查，并告诉学生这种研究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学来的。费孝通为运用好这一研究方法，渴望去学人类学。他在吴文藻的支持下，1933年本科毕业后到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读研究生，跟俄罗斯籍教授史禄国学人类学。1935年暑假，按照导师史禄国要求，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不幸受伤，同去调查的新婚妻子王同惠溺水身亡。费孝通伤愈后回到家乡一个农村休养，利用这机会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带着这些调查资料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学习社会人类学，并根据在家乡农村调查资料写成毕业论文，获博士学位。这篇论文1939年在伦敦出版，中文书名《江村经济》，这本书后来流传广泛，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暑假，费孝通学成返国。沿海诸省均已沦陷，他从越南海防登陆，乘火车入云南。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一大批中国知名学者云集昆明。吴文藻也于1938年8月到云南大学任教。吴文藻为费孝通办理了“中英庚款”资助的科学工作人员手续，安排他在云南大学任教。熊庆来对费孝通来云南大学任教十分重视，当听说费孝通快到入云南的必经口岸河口，便立即给云南河口督办公署陈督办去电请求关照，电文写道：“敝校教授费孝通日内入境，请予便利。”费孝通11月7日到昆明。为了尽快开展研究，在昆明稍作休息，于11月底就赶往100公里外的禄丰县大白厂村作实地调查。他在《云南三村·序》中就为什么迫不及待去作实地调查作了答复：“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带着乡村土地制度问题到禄丰大白厂村，用他在英国所学的类型比研究方法，对大白厂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为期近40天（1938年11月15日至12月23日）的实地调查。
　　1939年8月，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以后，费孝通将调查的范围作了拓展。为了“认识后方内地农村经济的各种形式，并发现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以供改良农村经济者之参考，预定计划在云南省昆明附近各县中择立研究工作站四处，每处代表一种经济形式”。禄丰的大白厂为研究工作站之一，此站代表纯以农业为基础之经济形式的。他们在实地调查中注意其土地制度和劳力的作用，该站由费孝通负责完成了《禄村农田》。派李有义、郑安纶到路南县择定堡子村为一个工作站，堡子村代表的是农村逐渐商业化形成半市半农经济形式。李有义根据此次调查写成了调查报告《汉夷杂区的经济》。选择易门县李珍庄为一个研究工作站，该村代表内地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形式，由张之毅负责进行经济调查，写成《易村手工业》调查报告。1940年费孝通、张之毅到玉溪中卫村作调查。中卫村是一个传统商业中心，具有从“禄村到江村的过渡形式，在农业经营上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的特点，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浸入的阶段”，完成了《玉村农业和商业》调查报告。
　　社会学系成立不久，与燕京大学合办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后改称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站集中了一批刚出校门的毕业生，由费孝通主持工作站日常工作。1939年9月28日后，日机频繁轰炸昆明，研究室决定搬迁。在陶云逵的帮助下，1940年将研究室从云南大学校本部迁往离昆明10公里外，隐藏在一片松树林中的呈贡魁阁。魁阁是魁星阁的简称，是供奉魁星的简陋庙宇。呈贡魁阁是一座下层大上层小的三层楼，研究人员将上层用做住宿；中层放置6张书桌和1个大书架，是读书、写作、开“席明纳”（seminar）的地方；下层是厨房和洗脸间。费孝通曾描绘道：“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的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吃的粮食要自己从昆明运来，运送途中时而遇到土匪打劫，哨卡无理扣押。费正清的夫人费韦梅（Faribank Wilma Cannon）1945年参观魁阁后对研究室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从事研究工作深为感动，她在文章中写道：“（魁阁）物质条件很差，但坚忍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魁阁调查人员用在社区搜集的所见所闻，验证社会学的理论或假设。在制订出研究方案后，要选择实地观测的社区。费孝通在《昆厂劳工》书中写道：“选择实地观察的社区，这是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可以依他的问题在实验室里安排该项实验所需的仪器和设备，他可以用人工来控制研究环境，可是我们研究社会现象的人却没有这种方便。我们没有可以加以控制的社会实验室，社会现象依其自身的推演而发生，并不受研究者的全部控制。因之，我们有所要考察的问题就得去寻一个实际社区来考察，所选择的社区又必须有我们所要观察的现象在发生。”
　　费孝通把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吸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术团队，他们的研究方法采取集体讨论的方式，不但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而且还要求调查人员每两周向研究室的成员作汇报。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择定的社区作深入的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讨论过程十分激烈，尤为明显的是费孝通、陶云逵二人的讨论。费、陶二人同属人类学家，但师承不同，所代表的学派观点亦迥异。费孝通属英国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陶云逵师承德奥民族学传播学派。因此对同一个问题，二人往往有不同的见解，经常发生争论。争论当中各持己见，互不谦让，都试图用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二人在争论中又互相吸收双方合理之处，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费孝通后来回忆道：“有6个研究人员和我家住一个地方，这就给我们以充分讨论的机会。”
　　1942年年底，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10所大学的10位教授访美，其中也包括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派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访美。从1943年6月到1944年6月，费孝通在美访问和工作了一年。在美期间，费孝通将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研究成果编译成书。《禄村农田》编译为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一书的第一篇，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及《玉村农业和商业》编译为第二、三两篇。该书中文版称《云南三村》，198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44年2月至3月，费孝通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编译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中国进入机械时代》）在美国出版。回国后，费孝通又将访问所写的通讯稿件加以汇编，书名为《人情与邦交》，于1945年1月出版。8月，他的《初访美国》由“美国新闻”出版，后由中国生活书店出版。
　　1944年秋，费孝通从美国回国后，便转入西南联合大学，为清华大学教授；继续兼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为此，学校办公室在致出纳组函中称“奉校长条谕‘社会系系主任费孝通先生职务如旧，但待遇请暂照兼任待遇办理，兹决定初步定四小时之正薪及加整数外，每月致送特别办公费三千元，研究指导费贰万元（特别费支），膳食补助费一万元’。当因奉此，相应通知，即自三十四年八月份其遵照办理。并应将八月份已发之专任待遇全数收回，希即查照办理为荷”。
　　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先后在社会学系讲授过“经济社会学”、“家庭制度”、“社会学”、“社区研究”、“近代社会理论与方法”等十余门课程。为了加强社会学系的教学质量，培养“高级社会人才”，他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聘请知名学者到校做专任或兼任教师，其中有潘光旦、许烺光等人，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有的被他推荐到国外进修学习，如史国衡、田汝康等。
　　1944年费孝通由潘光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年10月1日，民盟云南支部（原为民盟昆明支部）举行成立大会。费孝通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他除了参加民盟的活动外，还通过上课、讲演等活动，向同学和社会各界宣扬民主和进步思想，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由于他学问好，影响大，又敢言，成为学生们最仰慕的“民主教授”之一。他还大量写政论文章，针砭时弊，揭露当局的专制、腐败，《时代评论》、《大公报》、《中央日报》、《民主周刊》等报刊上常有他撰写的争民主、反独裁方面的文章。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校的师生约六千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由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发表演讲。演讲会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会场，进行阻挠、恐吓和破坏。当轮到费孝通演讲，会场突然停电，并响起了枪声。面对威胁，大家没有退缩，而是点亮汽灯，继续演讲。费孝通在台上高声说：“我请求大家不要害怕——让我大声疾呼，用我们的声音压倒枪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几天后，昆明发生了流血惨案，引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费孝通等人随即以民盟支部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公开揭露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还在他担任主编的《时代评论》出版悼念死难者专辑。
　　1946年7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杀害。接下来，反动派的枪口又对准了费孝通等人。国民党特务不时窥探费孝通家里的情况，甚至在其家的围墙上打了个洞，随时准备过来抓人。在此危急时刻，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主动出来提供庇护。除了费孝通外，得到美国领事馆保护的还有楚图南、冯素陶、潘大逵、张奚若、潘光旦、尚钺、赵沨、金若年等爱国主义人士。第二天，社会上就知道了“九教授领事馆避难事件”。几天后，云南省主席卢汉到美国领事馆答应保证避难人员的安全，但避难人员必须离开云南。在此情况下，费孝通被迫于1946年8月离开昆明去了南京，年底由此前往英国。1947年回国后便到清华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先后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1957年费孝通因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而被划为“右派”。1959年12月5日报纸上公开摘掉142人“右派”分子帽子，费孝通幸列其中。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受政治运动、社会动荡、学科调整、恢复重建社会学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尽管他对学术的思考和论述一直没有中断过，但在客观上失去了系统深入进行实证研究的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春天。1979年春节过后，中央委托费孝通出面主持恢复中国社会学工作。费孝通重新焕发出学术生命的活力，他被推选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民委顾问、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等职务，并受命主持重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3年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88年至1998年担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2年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研究报告，对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
　　云南是费孝通“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因此费孝通对云南有深厚的感情，把云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非常关心云南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还多次来到云南。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时，他以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祝贺。庆祝活动结束，曾任大理县县长的李一夫陪同费孝通到弥渡、巍山、剑川等地考察，进一步了解滇西民风民俗。1986年6月，他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的身份，借与胡耀邦同志出访归来之良机到呈贡故地重游，并在省民盟所在地小吉坡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老校友叙旧。2000年8月10日，他又回到云南大学，随后又到了大理、德宏、丽江，为开发云南献计献策。他在云南大学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会泽院、至公堂，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在云南大学执教和生活的难忘岁月。

资料来源：
1?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与云南大学合编：《费孝通与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刘兴育)